贯穿深圳西部的地铁6号线水果优配，连接了这座城市“创新的两端”。
线路向南一直通到华强北附近，向北则驶往光明科学城，这是深圳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布局。6号线在此像树杈一样分出一条短短的支线，终点站就是深圳理工大学（以下简称“深理工”）。
深理工主校区 图/视觉中国
深理工为了招生有多拼命？坐上这条地铁就知道。每节车厢都被一个学院承包，院长的卡通头像被放大贴在车厢里。从车门、座椅上方到车顶，几乎所有能贴的地方都是深理工的介绍，主打一个“360度沉浸式”体验。深理工合成生物学院院长张先恩不想每天看着自己大大的头像上班，于是被“逼着”换了另一种方式：在地铁里拉手风琴宣传招生。
这是2024年6月，刚获批成立不久的深理工开始首届招生，共计120人，仅限于广东省内。2025年，第二届扩招到360人，范围扩展到广东、内蒙古、浙江、江西、河南等8个省份。
出乎深理工校长樊建平的预料，仅到第二届，深理工招生就实现了快速赶超，在各省的分数线相当于中游“985”的水平，在广东的物理类投档最低分为629分，超过了中山大学，位于省内第三。
然而，光鲜的招生结果背后，也有更多优秀生源流失。樊建平今年亲自参与招生，他发现，在一些北方省份，很多考生家长最初被深理工的模式吸引，但孩子分数一旦出来，发现可以上高分段的“985”大学，部分家长就会反悔。
这是新型研究型大学面临的共性困境。近年来，这类以“小而精、个性化培养、国际化”为特点的新型大学正在中国崛起，深理工是其中之一。为了应对快速变化的外部世界和新一代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它们尝试突破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打破边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Engle（前排左一）与深理工大一学生交流。 图/受访者提供
选择
18岁，叶顾霖第一次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2024年6月，高考结束后不久，他从亲戚口中听说了当年首次招生的深理工，也第一次知道了新型研究型大学这个概念。
他去学校实地参观，和深理工老师交流，被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吸引。“之前听学长学姐说很多大学有不少水课。但深理工的课程内容与知识体系很新颖，也比较实用，不会按照传统的教材或课程大纲上课。每周还有一天专门用来做科研。”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
叶顾霖觉得，这种理念和他的个性很契合：努力打破传统的条条框框，创造“有用之用”。然而，高考分数出来后，父母有不同的想法。他当年的分数是634分，广东省排名6420，足以进入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与北京邮电大学。父母倾向于“求稳”。叶顾霖和父母沟通了很久，“还是坚持第一志愿报深理工”。
樊建平透露，深理工的首届学生中，很多高分段学生都是在父母的反对声中填报了这所学校。他认为，这也是一种“筛选”。“最终进来的学生，都是自驱力与主体性很强的孩子，有一定的反叛和创造力。其中一些孩子已有相对明确的人生规划，选大学不会冲着名校的牌子，而是奔着真正想学的专业。这种学生，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
这是一种双向奔赴。江雨馨也是深理工首届学生，高考分数664分，摆在面前的选择是北京理工大学或深理工。受父亲影响，她从高中时就明确未来要当科学家，对合成生物领域感兴趣。这是一个新兴的前沿交叉方向，深理工为此专门成立了合成生物学院。江雨馨觉得，从专业的适配度、科研资源到实验室的轮转方案，深理工都更适合自己。
距离开学还有20多天，江雨馨就主动联系了意向导师，申请提前进入学校的合成生物实验室体验。她联系的，就是后来一直指导她的学术导师张先恩。收到申请后，张先恩立刻同意，并给江雨馨安排了校内临时住宿。这就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优势所在：一切以学生为中心，制度安排有很强的灵活性。
正式进校后的本科培养体系，也具有很强的个性化色彩。在深理工，大一阶段主要进行通识教育，大一下学期根据兴趣自由选择专业。大学四年间，最特殊的一项制度安排是“4+1”：学生每周只上4天课，到了周五，教室的门会锁上，学生被强制要求进入实验室轮转。大一主要进行科研体验与眼界拓展，更多是观摩性质，也会做一些简单的小实验。大二选定专业后，就跟随导师进入固定实验室参与科研。
制度设计之初，原本的计划是让学生用大一的一整年时间轮转3个不同方向的实验室，但实际执行时，学校很快将制度调整为全年轮转6个。“觉得还是要更宽一点，给学生提供更多可能性。”深理工教务长、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赵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
赵伟说，学生在充分了解不同科研领域的进展后，能更理性地判断其兴趣方向，从而进行专业与志向的有效匹配。樊建平则强调，在深理工的人才培养理念中，实践是最重要的。大一上学期，江雨馨先后轮转了计算机科学与控制工程学院、算力微电子学院以及合成生物学院的实验室，每个学院大约停留5周。
她对未来的志向相对明确，但还是从不同领域的实验室轮转中学到很多，尤其是对培养交叉思维有很大帮助。“一些计算机学院的老师会用计算机的思维研究生物问题，这给了我一个完全不同的解决问题的视角。”
不过，这种“一日轮转”也容易走马观花，她觉得，未来可以考虑根据学生的兴趣，适当延长在个别实验室停留的时间，第一周参观为主，第二周深度参与实操，“将理论学习与实操更好地融合”。
赵伟透露，虽然学校规定要轮转一整年，但第一学期结束，就有约1/3的学生申请提前结束轮转，选定想去的实验室和导师。到了选专业时，学生也更“尊重内心”，“刚入校时做过统计，当时70％多的学生想学热门的计算机专业，一年之后的分流结果显示，只有约50％的学生选择了计算机，剩下的学生相对平均地流向了其他专业，包括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技术等所谓‘冷门’专业”。
现在，“4+1”模式进一步扩展为“4+3”：除了固定的实验室轮转，学校有时还利用周五至周日连续三天时间，带领学生去参观中国科学院系统内不同领域的科研机构或企业实验室，例如三亚的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上海的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
这是深理工独特的资源优势。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设路径各不相同，深理工是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深圳先进院”）为基础，由中国科学院和深圳市在2018年签署共建协议，走的是依托一流科研机构建设一流大学的路径。“中国科学院内部的资源对深理工都是敞开的。”樊建平说。
开放专业的自由选择权，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普遍做法。而且水果优配，这种“自由”不会用绩点来决定学生的分流。然而，实现绝对“自由”的重要前提，是“小而精”的学生规模，是资源“跟得上”。
为了营造自由选择的氛围，深理工还引入了一项特殊的制度：P/F（Pass/Fail），即允许学生每学期将一门课作为P/F课程，其成绩不用计入总绩点，只看及格或不及格。“这是为了给学生大胆地探索与选择留出空间，我们允许失败。”樊建平解释。
他不希望深理工的学生过于在意绩点。“大一努力提高绩点，为了去一个热门的专业，大二大三努力争取研究生推免资格，在很多传统大学里，学生被迫又读了三年高中。这是大学‘高中化’的根本症结。”樊建平说，“我们则希望实现全人格的培养。”
深理工采用“三院一体”的培养模式，学院、研究院和书院分别负责教学、科研与素质教育。不过，由于深理工尚未获得硕博学位点，未来的保研政策是否和绩点挂钩，还未可知。
采访中，樊建平反复强调“选择”的重要性。他认为，高水平的拔尖创新人才一定不会是“批量生产”出来的，必须进行个性化培养，给学生提供充分“选择的机会”，深理工本科阶段的各项制度安排都是以此为目标来设计。
然而，并不是每个从应试教育一路走来的孩子都拥有“选择的能力”。来到深理工一年后，江雨馨意识到，学校是“有点挑学生”的，只有对自己未来有清晰规划、有毅力与决心为此努力的学生，才能真正充分利用校内的丰富科研资源。“如果一直比较迷茫，可能到后期发展得不会很好。这种模式培养的上限会很高，下限也可能很低。”
这也是以个性化培养为特点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所面临的深层挑战。江雨馨担忧：未来，如果新型研究型大学成为另一种“985”，一些学生冲着学校的名声与标签，而非依靠自己的勇气选择这里，届时深理工还能否招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学生？
深理工学生在实验室操作。图/受访者提供
“主动学习者”
从空中俯瞰，深理工校园呈不规则的狭长带状，一片南北走向的人工湖贯穿其间，清晨和晚饭后，叶顾霖常去湖边走走。今年春季之后，湖面上却浮起了厚厚的水藻，频繁暴发有害“藻华”。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叶顾霖和其他五位来自不同专业的同学组成了一支跨学科团队。他们发现，依靠人工打捞，只能在短期内缓解表面污染，通过自行采样、监测与调研分析，该团队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决方案：设计一款湖面智能巡航机器人，使其具有智能巡航、实时监测、靶向打捞、数据分析等多种功能，实现智能治理。
“属于脑洞大开，但我的导师、合成生物学院教授胡强专门研究藻类，他很支持，还派了两位师兄指导我们怎么采样、如何使用检测仪器。”叶顾霖说。8月9日上午，叶顾霖等人进行了一场忐忑的立项汇报，在校长、教务长及有关教授面前，他们提出申请项目经费25万元，用于推进机器人的研发。
“学生主动要钱，我很高兴。”樊建平说，“这些学生的表达沟通能力已完全成人化，对问题思考得很全面，但作为一个科研项目，还不够有特色。我提议，可以利用无人机在空中与湖面机器人进行协作，无人机可以更灵活地监测整个水域，并提供视觉引导。”
这不仅是一个横跨合成生物、计算机硬件以及人工智能等多领域的项目，也是一个源于真实场景的课题。叶顾霖发现，与实验室中理想的培养环境不同，在自然水体中，有各种复杂情况需要面对。“比如这里有很多石头会导致机器人搁浅，或者水草可能卷到螺旋桨里，这些细节在项目设计时都要考虑，这对科研思维是一种明显的锻炼。”
对于深理工的“4+1”模式，有声音认为，让缺乏足够基础的低年级本科生过早投入科研，可能会拔苗助长。樊建平则指出，科研本质上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没有任何解决方法能一次到位。深理工选择“把学生早点扔到水里”，不是为了让学生早早发表科研成果，恰恰相反，是让他们体验失败。“在一次又一次失败中，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大学本科阶段，科研的终极目的是人才培养。”
这和一些传统研究型大学的思路不同。樊建平说，有些学校将科研放在首位，管理者最重视的首先是科研，其次是师资，最后才是学生，“这是本末倒置”。他觉得，大学的核心使命是人才培养。在这个逻辑里，本科生最为重要，其次是师资，然后才是科研和产业化。
不过，学生参与科研的时间增加了，带来的直接挑战是：如何平衡学习、科研与书院活动？听了叶顾霖等人的汇报后，赵伟在现场提出了担忧：这个项目需要投入大量精力与时间，是否会带来更大的学业负担？实际上，如何通过合理的“加减法”重构整个课程体系，又能进行契合时代需求的教学改革，是赵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他觉得，以课堂和知识灌输为主的教育模式已不适用于AI时代，大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必须与时俱进。“深理工首届学生经过一年的学习后，学校曾做过一个调研，吃惊地发现，学生看网课和与AI交流的时间已大于课堂上的时间。”
“做减法方面，深理工首先把一节课的时间从50分钟压缩到40分钟，以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以高等数学为例，积分计算可以通过计算机完成，对于积分过程的具体技巧就可以适当简化。道理很简单，有了汽车之后，我们就没必要跑步上班。”赵伟介绍。
与此同时，也有“加法”。叶顾霖的大一课表中，除了高等数学、大学物理、英语等常规基础课，还有三门特殊课程：生命科学导论Ⅰ/Ⅱ、计算机科学导论、人工智能导论。
“计算机科学导论很虐，半学期速通C++，还要用这门语言写一个坦克大战小游戏。生命科学导论分上下两部分，分别由合成生物学院、生命健康学院负责。”叶顾霖说。
上图：深理工机器人与智能装备实验中心。下图：深理工明珠校区微藻实验室。图/受访者提供
张先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方面，近年来，高中在生物学基本知识点的讲授上越来越深；另一方面，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发展也越来越快。“这种背景下，设计生命科学导论等通识性课程时，我们决定与时俱进，探索新的模式。”
虽然大体课程框架仍参照经典结构，但张先恩透露，不增加课时的前提下，教师们对传统知识点进行了合并和整合，增加了人工智能与计算生物学、合成生物学与生物制造等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此外，课程内容的讲授方式“更像是讲故事”，科普基本概念后，各领域老师还会“现身说法”，结合生动案例来展示学科的前沿性与应用性。
“我们花了两年多时间来打磨这门课程。由主讲老师负责统一协调不同模块的教案，以确保内容之间的衔接、基础与前沿的平衡。”张先恩说。
今年，学校对通识课程体系又进行了调整。张先恩介绍，每个学院都将开设一门通识性课程，大一新生可以“6选3”。张先恩认为，那些已明确专业取向的学生，可以不用花一整年在不同专业间漂着。“真正的交叉，其实在课堂之外。”
最近，由中国生物工程学会主办，深理工和深圳先进院等单位联合承办的第四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刚刚落幕。在细菌博弈赛道，江雨馨带领的团队获得了金奖。在以高年级大学生为主体的竞赛队伍中，这是唯一一支大一学生获奖团队。
改造细菌涉及微生物、基因编辑、分子对接、生物信息学等一系列课程之外的跨学科知识和技能。对江雨馨来说，基因编辑技术并非难点，但由于缺乏结构生物学的基础，真正棘手的是蛋白质结构解析的部分。“老师在了解到我这方面的不足后，推荐了一些书籍，我自学了大量知识后，才能继续推进细菌改造。”
8月7日，第四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在深理工开幕。图/受访者提供
张先恩发现，通过主动学习，这些参赛学生“吸收的速度非常快”，仅半年多后，就掌握了竞赛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技术。他认为，科学发展到今天，交叉是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而不是通过课程设置或组织安排来机械性地“创造”。深理工的目标，就是营造一个有利交叉的整体环境，这样的氛围里，每个学生都是一个“主动学习者”。
周五科研实践日，深理工学生在深圳联想创新科技园参观。图/受访者提供
“人类往哪儿走？”
9月7日，叶顾霖的大二生活正式开启，与第一年自由探索时相比，专业课的学分与难度逐渐上来，与此同时，他的水藻治理项目也在继续优化方案，他预计，半年后可能开始机器人原型的搭建。从目前的轨迹看，他应该会选择科研赛道。“但在有了一定成果后，我也不排除考虑创业。”叶顾霖说。
深理工从大三开始实施“三轨制”，即根据学生未来的职业意向，在“学术轨、工程轨、创业轨”的不同轨道上进行专门化培养，不同轨道的课程体系有所侧重。以合成生物专业的培养方案为例，对于“创业轨”的学生，安排了生物产业导论、创新创业实践等选修课程，也专门聘请了产业导师，学生还有到上市企业实习的机会。在张先恩看来，很多传统大学也有类似做法，但深理工把这一理念凝练并制度化。
对新型研究型大学而言，打破边界是其重要使命。这主要指向两个维度：一是打破学科之间的边界，二是打破大学和社会之间的边界。
在深理工，很多教授都有自己孵化的公司。深理工生命健康学院院长叶克强就拥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深理工教授、学院的管理者；另一个是博芮健制药董事长。这是他在2015年创办的一家创新药企业，主要研发中枢神经系统（CNS）领域药物。博芮健制药的实验室和企业办公区就位于深理工明珠校区。
2021年回国之前，叶克强曾是美国埃默里大学终身教授，科研成果丰富，但博芮健制药的融资难题一度让他最为头疼。叶克强回国后，樊建平立刻把他引荐给深圳最重要的一家生物医药投资机构。2024年11月，博芮健制药顺利完成千万级A+轮融资。
叶克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深理工吸引他的，正是这里的产学研氛围。他认为，科研与转化是相辅相成的，以生物医药领域为例，研究只有面向广大患者群体仍未满足的临床需求，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以此为基础去发表“有影响力”的文章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樊建平解释，深理工在学科选择上有两个底层逻辑：一是从起点开始就集中力量押注未来有竞争优势的交叉领域；二是希望这些学科“顶天立地”，“大学不仅要创造新知识，也要应用新知识，要‘接地气’”。
深理工负责技术转化的专业团队，多是深圳先进院直接“搬过来的”。张鹏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深理工科研产业处处长，曾在深圳先进院科研管理处工作过十多年，还孵化过企业。他指出，深理工继承了深圳先进院面向产业需求研发的基因，并制定了一系列营造良好转化生态的政策。例如，允许教授停薪留职创业；科研人员如果以技术作价入股企业，所占股份的70％归科技成果完成人，学校只占30％。
这样的氛围下，人才培养时，也会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走出“象牙塔”，熟悉产业逻辑。“我的导师经常会和我讨论怎样把生产成本降低、市场的真实需求是什么。他自己也是一家微藻合成生物技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叶顾霖说。
为了进一步弥合校企之间的鸿沟，深理工还想了更多办法。张鹏介绍，学校会动态更新教授的可转化成果，制定年度储备技术清单，这是“摸清家底”；此外，科研产业处每周都会通过行业协会等收集各类企业的需求，分类对有关教授精准投送。深理工还搭建了“路演平台”SUAT Tech-Talk，每月，会围绕特定研究方向举办一场小型的科研成果展示会，并定向邀请相关领域的上市公司、投资人参加。
不过，多位专家指出，即使在新型研究型大学，很多“匹配”仍停留在“企业出题、高校答题”的单向度层次。马近远是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长期研究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技术转移机制。
她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校企合作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学校与中小企业的科研合作，企业和高校科研人员均有明确的需求，合作周期较短；第二层次是学校与大型头部企业的合作，更具有可持续性；第三层次是学校与世界级头部企业的前沿合作，主要通过校企联合实验室和设立人才联合培养项目等进行，“合作的最高境界是人员之间的交叉与流动”。
“只有拓展并深化第二、第三层次的合作，新型研究型大学才能在区域创新生态体系中真正发挥作用。而能否实现这种拓展，取决于学校所搭建的知识转移平台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平台是否有足够专业性真正发掘校企之间的内在匹配性。”马近远说。
马近远指出，新型研究型大学具有鲜明的外向型特征。理想模式下，通过不断扩展其技术转移体系，新型研究型大学可以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这三大职能的耦合，但现实中，受限于资源、平台、人才等多种因素，要真正达成这一目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身为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领路人，樊建平强调，无论是大学的人才培养还是成果转化，所要回应的社会需求都不应仅着眼于脚下的路，还要看向未来，“至少往前看10—20年”。
什么是真正的社会需求？他的回答是：人类往哪儿走？水果优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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